歲末年初，各個媒體都在進行年終盤點，網絡上也評選出今年的很多新詞熱詞，紛繁復雜，熱鬧異常，或回味，或思考，或歡唱，或追尋。但“新生代農民工”，卻并不多見。

　　這批16歲~30歲的年輕人，已占據全國1.5億外出農民工的61.6%，不能被忽視。套用目前流行的一首來自倉央嘉措的詩：你見，或者不見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回顧過去，展眼2011，新生代農民工有三個關鍵詞，一是表達，二是尊重，三是希望。

　　期待表達不再缺失

　　2010年伊始，“新生代農民工”就開始頻頻見諸媒體。毫無疑問，這些年輕人的生存與精神現狀，某種程度決定了他們的未來。于是，在2010年歲末的一個寒冷的冬日，記者進入一個建筑工地，試圖對他們進行微觀式地剖析。

　　那天的風很大，京城玉泉路與阜石路交叉口旁，是河南華泰建筑有限公司的建筑工地，幾百名農民工正在大風中進行勞作。記者遇到了3位80后農民工：王世專、王自認、周金峰。

　　在諸多媒體里，一些新生代農民工被描述為染彩發、打耳釘，老一代農民工兩個大包，一頭亂發。這都有些片面，一個數量近億的群體，樣本不會全部如此極端。

　　記者看到并認為，這3位衣裝普通，外貌樸拙的農民工更能代表目前的農民工群體的普遍特征。

　　他們的面相比實際年齡要大許多，風沙的磨礪使他們的皮膚老化比較嚴重?？瓷先?，他們都比實際年齡大4到5歲。

　　采訪是艱難的，因為，他們不會表達，特別是王世專與王自認兩位架子工，見到記者還十分緊張，手不停地搓著，總是不知道說什么，不好意思地笑。

　　目前，伴隨著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勞動者維權意識的增強，勞動成本也隨之大幅上漲，這一點在北京這個工地得到了印證。

　　兩位架子工每人一個月可以拿到近4000元。這與之前印象中月收入不足以糊口的狀況比，可以說令人有些意外。而周金峰主管這個工地的整個后勤，屬于管理層，一個月可以拿到5000元。

　　一系列的顛覆在此后的采訪中不斷出現，周金峰在自己的宿舍有一臺電腦，可以上網，他經常還在上面“偷菜”，和家里的老婆孩子進行網絡聊天和視頻。

　　王自認、王世專睡覺前會看書，特別喜歡看二月河寫的皇帝系列，偶爾也會和工友喝酒。

　　實際上，記者逐漸感覺到，這些勞動者和萬千存在于這個偌大城市里的普通職員，在生活感覺上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上班干活，下班休息，娛樂。可是我們總是喜歡把他們與我們剝離開，似乎他們和我們存在著差距，和城市的勞動者不在一個平臺上。

　　他們辛勤勞作的形象在大風中模糊，在話語表達渠道缺失的情況下，我們過多地一廂情愿地在他們身上消費我們的同情，有時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他們對獲得認可與進步的期冀。

　　記者關心的是農民工怎樣看待媒體對待他們的形象呈現？

　　渴望個體得到尊重

　　周金峰在采訪中說，現在農民工和最早先的還是不太一樣，希望媒體能夠關注下我們的新面貌。

　　記者很驚詫他會這樣說，因為，農民工維權難等問題，媒體的報道實際上對改變他們是有幫助的。伴隨采訪深入，記者了解到他這樣說是源于普通人的自尊。這給了記者思考這一問題的另一個角度。

　　實際上，沒有人從一開始就愿意將自己置于一種因弱勢而被人憐憫的境地。事實上，一種弱勢心態的長期滋生也是不健康的。所以，周金峰這樣生活開始爬升的新生代農民工對于曾經的媒體建構形象不是很認同。

　　這源于一種默默地進步，既有物質保障的實際進步，也有新生代農民工的覺醒。媒體自身也有反思的空間，傳播學者曾做過這樣的研究，經過量化分析，關于農民工的報道關鍵詞基本是被侵害的，可憐的，沒有什么保障的。農民工形象逐漸標簽化。

　　公眾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看法也是復雜的。

　　曾經采訪過北京城郊的打工子弟學校，采訪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當一個學校班上流動兒童多了，北京當地的家長就是再難也要把自己的孩子轉到北京孩子多的學校?？墒牵@些家長沒有一個人說真正瞧不起農民工。這種復雜的現象給人很多啟示。

　　在北京辦了十多年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張歌真告訴記者，不要瞧不起農民工，很多人經過艱苦努力已經開著奧迪車來送孩子上學，而一位在北京賣高級水果的河北農民工告訴記者，他一年可以賺到幾十萬?！稗r民工自身也在分化。”

　　這種現實，在媒體的報道里很少出現。很多時候，這個龐大的群體缺失話語表達的暢通渠道，所以他們的內心世界得不到充分的表達。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當媒體和社會一味地消費自己的同情心時，卻不知道此時的農民工作何感想。

　　留存向上的希望

　　如今，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一員，但是目前尚未打破的城鄉二元體制，特別是一紙戶籍將他們的身份與城市“主流”生活區別開。

　　目前，很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了“新市民”一詞，認為流動人口為城市做了巨大貢獻，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具備了在城市扎根的能力。是城市的“新市民”?？沙鞘猩形茨艹浞謶獙?，將這些人容納為新市民。在這一點上，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表現的尤為突出。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子女教育，養老體系、社會保障這些附著在戶籍上的東西，他們都無法獲得。這不能不說這新生代農民工未來成長將會造成巨大障礙。比如在流動兒童教育上，這3位新生代農民工說，自己根本不想在城市立足，賺點錢就回老家，孩子也放在老家。如果繼續在城市打拼，就意味著要把下一代受教育的權利犧牲掉。因為留守肯定會出問題，帶過來，也無法保障孩子受教育的權利。

　　周金峰他們已經年近30，考慮問題比較成熟，在隨后的采訪中，記者遇到了更年輕的農民工張曼，她只有20出頭，在餐館做服務員。實際上，她和她身邊的朋友都是獨生子女，雖然家在農村，可在父母眼中同樣是寶。同時，在國家落實義務教育政策下，她們都念到了高中。

　　這樣的現狀讓他們和城里的孩子本不應有太多差別，她們也會玩手機，去逛“動批”買衣服，看到店里有年輕人聚會，她也想過去一起玩，但城里人是拒絕的神色。讓她覺得自己生活在城市，卻不屬于城市。

　　年輕人都有夢想，接受新鮮事物很快，具有很強的改變命運的動力。但是目前城市在給這些人提供的上升渠道不能說是完全順暢。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一些極端的悲劇。

　　一位從事流動兒童教育研究的專家曾憂心忡忡地說，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下一代如果被城市強行隔離開，使其產生疏離感，后果會十分嚴重。

　　很多年輕人接受了各自媒體的沖擊，特別是互聯網信息的沖擊，他們想融入現代化的城市和生活。他們也追星，喜歡玩各自新潮的東西。家里也不十分需要他們寄錢回家，掙到的錢多數花在自己身上，只是，他們對未來會很迷茫，在鄉村和城市的十字路口，他們駐足與躑躅。不知道將去哪一邊。

　　對其中不少人而言，農村肯定是回不去了，一是不適應，二是基本也不會干農活，城市他們未必能夠有能力留下，因此，在精神空虛與迷茫間，一些年輕的農民工很容易失去控制，走向極端。

　　城市需要做的，是不要讓他們迷茫，留給他們希望，希望在，話語表達渠道在，記者想這個群體就會更加“普通”，也許這就是周金峰們希望的，因為他們一點也不想被孤立與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