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是“三農”事業的保障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三農”立法取得重大成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康生說，全國人大對農業立法非常重視，“三農”立法的脈絡清晰可見。

    　改革開放初期，對農業和農村的管理還是以政策為主。自1993年農業法出臺以后，農村法制建設從以前主要依靠行政管理進入了既依靠政策調整、又依靠法律調整的新階段，農業立法工作也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陸續出臺的土地管理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等多部法律構建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1999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被寫入憲法。2007年，物權法將土地承包制度“長久不變”的政策寫入基本法律。2005年12月農業稅條例被廢止，結束了農民2600多年交“皇糧國稅”的歷史。

   　 2.4億農民工是改革開放的產物。2007年，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相繼出臺。農民工群體勞動權益受到前所未有的保護。農民工欠薪問題直接推動了欠薪入罪的刑法修改。2010年頒布的社會保險法為完善農村社保體系奠定了法律基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去年重新修訂，必將進一步促進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促進農村改革發展。

   　 在農業經濟領域，“十一五”期間，僅農業部就推動出臺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等4部法律、草原防火條例等5部行政法規，還出臺了47件農業部規章。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為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奠定重要的法律基礎。在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經驗的基礎上，對動物防疫法加以修改完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為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提供法律指引和保障。

  　  截至目前，我國現行有效的各類涉農法律有26部，已經初步形成了以農業法為中心的較為完備的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要求的農業和農村法律體系。

   　 城鄉統籌對“三農”立法提出新要求

   　 正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所說，完善法律體系是一個永無止境的任務，因為社會生活沒有止境。在兩會上，很多代表委員針對“三農”中的突出問題提出法律議案或建議。

    　針對我國農業生物災害多發、重發，植物保護立法滯后，造成植物疫病防控工作無法可依的情況，全國人大代表張鐘寧建議盡快制訂《植物保護法》。針對農村醫療衛生隊伍福利待遇以及職稱晉升等方面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醫院醫保科主任王瑛建議修改《執業醫師法》，以解決鄉村醫師隊伍建設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湘潭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謝勇認為，過去涉農立法主要是農業經濟立法，但關于農村和農民、涉及區域和群體的相關立法還要加強，這屬于社會立法領域。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鄭功成也認為，在我國7大法律部門中，社會法是一個短板。其中社會保障立法是最滯后的一塊。目前只有一部社會保險法，其他的制度還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層面。他建議，在“十二五”期間，制定一部專門的農民養老保險條例很有必要。

   　 在立法中體現城鄉一體化的思想也是代表委員們探討的問題。“湖南是個農業大省，在地方立法中，我們也在考慮城鄉統籌的問題。”謝勇說，我國現有失業登記制度只限于城市人口。在湖南地方立法里，就考慮到農民工失業的問題。我們有一種求職登記。失業農民工都可以來登記，即使不能與就業福利掛鉤，也能提供就業輔導，能夠掌握勞動力市場就業信息。

    　法律實施要符合農村實際

  　  常言道，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難于法治行之。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特別強調：“廣大領導干部和國家工作人員是保證法律實施最重要的一部分人。”

  　  有十多年法院工作經驗的謝勇說：“在基層有很多年輕法官，他們的法律素質很不錯，但他們的生活經驗和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和技巧需要培養。光靠雙方提供的證據判斷事實，在農村是不夠的，達不到定紛止爭的效果。所以要給自身訴訟能力不足的農民以特殊保護。”

  　  “云南省對基層司法力量進行了調整，加大到田間地頭巡回審判力度，目的也是為了方便農民依法保護權益。”全國人大代表、云南省高院院長許前飛說。

    　“適當運用善良風俗來斷案，不僅可以更好地彌補法律的不足，而且更加符合農民的心中正義。”來自基層司法系統的全國人大代表陳燕萍說。

   　 “法律生命在于執行。法律執行要靠人，建立一個好的司法和執法隊伍至關重要。依法行政在整個依法治國中占特殊的地位。”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倪慧芳說。

    　傳統規則意識要與法治文明相契合

   　 農民法律意識淡薄似乎是社會輿論的普遍論調。但謝勇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他說：“農民法律意識淡，在領導層、知識界、輿論界都有這種慣性的認識。但我認為，在傳統文化背景下，我們中國農民的規則意識還是很強的。問題出在對規則的理解和規則本身是不是反映了農村實際的問題。”

  　  “但我并不回避另一話題，需要對農民進行法制教育。農民雖然有規則意識，但一些是傳統的規則，怎么跟現代法治規則相契合，這需要教育。”謝勇說。

 　   我國80%的人口在農村，從一定意義上說，農民現代法律意識的高低，反映著當代中國整體法律意識水平的程度。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密山市黑臺鎮塔頭村黨支部書記林秀芳說，目前，村里的普法教育雖然有一些要求，但還不夠。農民現在生活條件好了，應該掌握一些維權技巧和法律知識來保護自己。

    　民以吏為師。“表率作用很重要。”謝勇認為，農村執法首先鄉干部、村干部要做表率，這是改善農村執法環境的關鍵環節。干部依法辦事了，農民會跟著來，基層執法者也才能更有權威，法律也更有權威。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于寧也認為，法律體系建成后，更重要的是政府帶頭遵守法律、崇尚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