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位院士呼吁加快推進我國轉基因生物研究與產業化發展

全球轉基因技術研發勢頭強勁，成為世界各國科技競爭的焦點，我國必須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近幾年關于轉基因安全問題爭論激烈，甚至出現妖魔化趨勢，嚴重影響到公眾的科學認知，延緩了轉基因技術研究與產業化進程。對轉基因研究和應用，全球科學界基本達成共識，早在2013年我國61位醫藥、衛生、環境、農業和食品安全領域的兩院院士呼吁加大轉基因技術研發和產業化應用力度。

農業生物技術是引領農業科技革命的核心領域，農作物生物育種綜合應用轉基因技術、分子標記技術、雜交選育技術，正在極大地提高作物改良的效率，基因組研究和轉基因技術的發展給農業科技革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把握這一機遇，使中華民族在新的科技革命中有所作為，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當擔負的歷史使命。

近年來，國內外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不斷呈現出新的變化和新的格局。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研究和產業化繼續呈現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2012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達到1.703億公頃，是1996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170萬公頃的100倍，顯示出巨大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效益，以轉基因大豆、玉米為主，世界各國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者達數十億人口。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重視植物基因組和轉基因作物研發的投入，已實施5年的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到2020年總投資將達到240億元。該項目以產業化為導向，在新品種研發和應用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2009年，在長時間嚴格透徹的安全評價后，農業部批準發放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及雜交種“Bt汕優63”和轉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以抗蟲棉為主的轉基因作物繼續大面積推廣。然而，與轉基因作物的研發方面不斷取得了可喜成果的形勢相反，我國轉基因作物產業化進程緩慢。

為保證我國未來在生物技術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全球競爭力，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從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上推進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建設，我國必須對農業生物技術和產業化發展策略有新的通盤考慮和重大舉措。為此，我們提出如下看法和建議，供決策參考。

一、推進我國轉基因生物研究與產業發展意義重大

農業是一個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性基礎產業。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加速推進，我國農業基礎薄弱，資源環境的約束進一步加劇。農業生產既要保障糧食安全，又要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供給、資源和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具體表現在：

人口變化對糧食的剛性需求繼續增長。人口總量增加導致對糧食的剛性需求增長，大批進城農民由糧食生產者變為消費者，使糧食生產滿足需求的壓力增大。據國家有關機構研究預測，即使到2020年我國新增500億公斤糧食的目標如期實現并得以保持，我國糧食缺口仍然較大，到2030年缺口將達到1220億公斤－1700億公斤。保障糧食安全的任務十分艱巨。

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農作物新品種培育和應用對農業增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傳統育種技術還有一定的增產潛力和改進空間。但也要看到，由于受到育種材料遺傳背景狹窄、生殖屏障無法跨越、現用方法效率不高等多種因素約束，單獨利用常規手段已難以實現育種技術新的突破。盡管付出巨大努力，10年來我國水稻、玉米、小麥等重要作物單產遞增均明顯趨緩，有的甚至不升反降。與此同時，大豆、玉米等農產品進口數量不斷攀升，糧食自給率實際上已跌破95%的基線，而且供求關系越來越緊張。以大豆為例，近年因我國食物消費結構的改變，飼料蛋白和食用油需求急速增長，而國內大豆種植面積有限且品質產量均不及國外優質高產轉基因品種，導致進口大豆數量劇增，2012年進口已達5838萬噸，占世界大豆出口總量的60%，不僅國內自給率降到18%，且大豆加工業也幾乎被國外資本所控制。

消費結構變化對糧食生產構成了挑戰。隨著人均收入不斷提高，我國居民膳食消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均直接消費口糧有所下降，但動物性食物和水果、蔬菜、食油、食糖的消費則快速增長。動物性食物增加需要更多糧食轉化，蔬菜、水果、食油、食糖增加則需占用更多優質糧田，糧食安全將面臨更多威脅與風險。

國際貿易無法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全球糧食供求偏緊，貿易量很小，通過國際市場調劑的空間十分有限。據統計，全球每年糧食的正常貿易總量僅為我國糧食需求量的45%，國際市場大米貿易總量僅相當于我國稻米消費量的15%左右。同時，糧食消費需求彈性小，供求兩端任何細小變化都可能產生劇烈的價格反應。從歷史經驗看，如果我國進口糧食占國際糧食市場貿易量的10%，國際市場糧價則可能上漲100%，所以我國糧食問題必須立足國內解決。

耕地和水資源對糧食生產制約性增大。隨著對土地和水的需求量不斷增大，我國耕地資源逐年減少，淡水資源日益緊缺。我國糧食安全將面臨土地和水資源短缺的嚴重威脅。我國多年來平均缺水量536億立方米。據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測算，在節水灌溉前提下，到2020年我國農業用水缺口在700億m3左右。1996年－2007年，我國年均減少耕地1100萬畝，目前已接近18億畝耕地紅線，據預測2020年耕地需求缺口將達1.2億畝，同時，耕地質量下降，土地沙化、土壤退化、“三廢”污染嚴重。

糧食生產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國糧食生產尚未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浪費、低效益”粗放式發展方式。長期以來，我國農業對化肥和農藥的依賴程度一直很高。目前我國是世界上化肥和農藥最大的生產國，使用量也居世界之首（約為世界總量的35%），而我國耕地面積僅占世界的8%，化肥和農藥使用量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1978年至2011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增長87.4%，而同期化肥施用量卻增長了581%。按播種面積計算，我國化肥使用量高達 400 公斤/公頃，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水體造成污染而設置的225公斤/公頃的安全上限。過量的化肥、農藥投入不僅大量消耗了磷礦、鉀鹽、煤炭和天然氣等不可再生資源，加大農業成本，而且由于每年數以千萬噸化肥農藥流失到土壤和江河湖泊，嚴重污染水源、土壤和空氣，造成耕地質量下降、生態環境破壞、農產品污染加重等后果, 也直接威脅著國民的身體健康。據統計，我國現有的污染源超過40%來自農業。如何在保證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做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成為亟待破解的課題。

糧食單產水平不能滿足糧食增產需求。面臨水、土資源匱乏和人口增長壓力，我國未來糧食增產只能靠提高單產來解決。應當肯定，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國水稻、小麥、玉米、油菜等大田作物育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近10年也明確地顯示出通過傳統技術取得育種的突破越來越難，農作物新品種的產量改良遞增率不足0.5% 。以基因改良為主要目標的農業生物工程育種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二、國內外轉基因生物研究與產業發展的最新態勢

2012年，全球共有8個發達國家和20個發展中國家1730萬農民種植了轉基因作物，值得注意的是，種植者中90%以上（即超過1500萬農民）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匱乏的小農戶。另有30個國家批準了轉基因作物田間試驗或進口轉基因產品用于食品和飼料加工，相關區域的人口已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按照種植面積統計，全球約81%的大豆、35%的玉米、30%的油菜和81%的棉花是轉基因品種。如美國在整合轉基因和常規單雜交技術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轉基因玉米商業化育種和規模化種植，1996年以來玉米單產提高了約25%，目前已突破10噸/公頃，轉基因玉米的種植面積已達到玉米總面積的90%。2012年美國種植轉基因作物達到6950萬公頃，其中轉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等主要農作物均占總面積的90%以上，居民日常消費食品含轉基因種類比例高達70%以上。

除發達國家外，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值得重視。例如與我國同屬新興經濟體金磚國家的巴西近年抓住生物技術蓬勃發展的機遇，大力推進農作物生物育種產業化，使農業集約化程度和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巴西2005年才真正開始推進轉基因作物發展，2012年轉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種植面積已達到3660萬公頃（為我國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的10倍），位居世界第二，增速世界第一。巴西轉基因大豆大量出口到中國、歐盟和日本，總額達165億美元之巨。生物育種已成為推動巴西農業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據統計，從1996年至2011年的16年間，全球種植以抗病蟲、抗除草劑性狀為主的轉基因作物增產價值達982億美元，相當于節約了1.087億公頃的耕地；改善了1500萬農戶、近5000萬貧困農民的生計；減少了4.73億公斤化學農藥的使用。此外，種植轉基因作物還加快了少耕、免耕栽培技術的推廣，因而增加了土壤中碳的儲量、節約了農機燃料消耗、顯著降低了溫室氣體的排放，僅2011年就減少了231 億公斤CO2排放（相當于1020萬輛小汽車的排放量）。

轉基因作物的主要種植國已實現轉基因作物品種的更新換代，功能性和治療性轉基因食品相繼研制成功，新一代轉基因作物開始進入商業化生產階段，如旨在為缺乏維生素A的第三世界兒童補充VA的“黃金水稻”即將在菲律賓等國商業化。新性狀和復合性狀的轉基因作物已進入或即將進入商業化審批。轉基因品種正由農業領域向醫藥、能源、化工、加工領域等拓展，部分用轉基因植物生產的藥物已上市銷售，種業科技孕育著新的重大躍升。轉基因作物產業化加速發展的趨勢已不可逆轉，已展現出新的“綠色革命”的前景。

我國在轉基因重大專項及其前已實施的科技部863和973相關項目等國家科技計劃支持下，歷經20余年發展，在基因克隆、轉基因技術、品種選育及應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生物安全保障能力持續提升，生物產業蓄勢待發。目前，水稻功能基因組學研究成效顯著，整體研發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我國在水稻功能基因組和轉基因水稻技術領域已取得優勢地位，專利申請總量已超過日本和美國。轉基因玉米在品質改良等領域也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小麥、玉米等作物的功能基因組學研究也有明顯進展，在這幾種主要糧食作物中已經獲得了一大批營養品質、抗旱、耐鹽堿、耐熱、養分高效利用等重要性狀基因。建立了水稻、棉花、玉米、牛等主要動植物的規模化轉基因技術體系，轉化效率大幅度提高，抗旱、抗除草劑作物品種培育步伐加快，高品質奶牛、高產絨毛羊等品種培育進展順利。當前，我國正在研究的轉基因植物種類達50余種。這些進展為生物產業的超常規大規模發展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根據對國內近10年轉基因抗蟲棉大規模種植和轉基因抗蟲水稻生產性實驗的調查，轉基因作物具有巨大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2008-2009年全國推廣轉基因抗蟲棉1.12億畝，國產抗蟲棉的市場份額巳達到93%，農民凈增效益130億元，減少農藥用量5.6萬噸。轉基因抗蟲水稻的生產性實驗的數據表明，農民可節省80%的農藥投入，平均每公頃可節省投入600－1200元，同時顯著減少因受蟲害造成的水稻產量損失，與打農藥對照相比增產6%－9%。可見，如果轉基因作物的應用，不僅能夠大幅減少農藥和化肥的用量，而且能夠控制農業生產上資源消耗和碳的排放，幫助修復水、土壤和大氣生態環境，帶來顯著的生態環保效益。

我國已建立了與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相配套的法規體系。參照世界主要國家生物安全管理措施，我國采取了行政法規和技術標準相結合的生物安全管理方式，使得我國轉基因生物的研發和產業化具備了堅實的生物安全保障能力。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將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納入與國際接軌的法制化軌道，相繼制定頒發了一系列的管理條例和辦法，形成了對轉基因生物及其產品的的評價和管理較完善的法規體系。早在1993年，我國就頒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法》。1996年，農業部頒布了《農業生物基因工程管理實施辦法》，根據該辦法，農業部設立了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辦公室，成立了農業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員會，建立了農業生物基因工作審批制度，制定了《農業基因工程的安全性評價方法》和《農業生物遺傳工程體及其產品安全評價措施》。從1997年起，我國開始依法受理國內外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申請。2001年，國務院出臺《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農業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等就此出臺了系列配套管理辦法，相繼出臺了農業轉基因生物分級安全評價制度、標識管理制度、生產許可制度、經營許可制度、加工審批制度、進口安全審批制度等，將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延伸到研究、試驗、生產、加工、經營和進出口活動的全過程。

在多年實踐的基礎上，按照相關法規要求，參照國際標準，我國轉基因生物環境、食用安全評價的專家體系、檢測體系、監測體系和標準體系建設進展順利，初步形成了既與國際接軌又具中國特色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技術支撐體系，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中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

轉基因抗蟲水稻申請安全證書歷時11年，是目前世界上審批程序最嚴格、安全評價項目和內容最多的轉基因作物，轉植酸酶玉米同樣經過了漫長的安全評價過程，具有堅實的安全性保障。在我國法律保護下，轉基因水稻、轉基因玉米等商業化生產不存在知識產權障礙。無論從安全性、技術性還是法律和市場的層面評價，轉基因抗蟲水稻、轉基因玉米等推向市場的條件已經成熟。

三、推進我國轉基因生物研究和產業發展的主要障礙

1．國家政策取向不明，推進不力

國家對轉基因生物的研發和產業化高度重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即在863生物技術項目中資助轉基因作物的研發，2008年啟動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2008－2010年的三個中央1號文件均對推進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和產業化工作進行了專門部署，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也多次強調大力發展轉基因工程。但轉基因作物商品化生產卻沒有按國家已有的相關法規審批和推進，我國自1999年以來已連續10年基本沒有批準新的轉基因作物商品化生產。已經發放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遲遲不能進入區域試驗和品種審定，成果轉化工作停滯不前，該證書也將在兩年后失效。具有巨大產業化前景、深受農民和消費者歡迎的轉基因作物新品種不能造福社會，導致了研究成果的閑置和浪費，科研人員積極性受到壓抑，致使我國在該領域的國際領先優勢在等待中逐漸喪失。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我國轉基因作物推廣應用增速緩慢，種植面積在世界的位次逐年下降，現已降到第6位，只相當第5位印度種植面積的37%。產業化速度嚴重落后于技術研發，已成為制約我國農業生物技術整體發展的突出矛盾。

為改變這種狀況，中國科學院于2004年、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兩院于2011年兩次組織數十位院士和專家，并聯合有關部門，就我國轉基因作物的發展向國務院提出了咨詢報告。報告分析了國內外形勢和發展趨勢，我國所面臨重大機遇和當前的困境，提出了政府應采取的政策和對策建議，希望排除干擾，加大力度，積極推進我國轉基因作物的研發與產業化發展。通過發展來打破困境。轉基因產業化的發展，不僅可克服作物改良的技術瓶頸，還將突破目前所面臨的負面環境所造成的困境。然而，兩份報告未收到應有的效果。

2. 我國生物育種產業起步較晚、發展不快

生物工程育種可有效提高育種質量和效益，已成為全球種業發展的大方向和大趨勢。但我國種業整體發展水平落后，尤其是轉基因生物工程育種產業與發達國家相比處于明顯劣勢。

當前，我國民族種業在激烈的國際競爭已處于危險境地，無法適應時代的需要。隨著貿易全球化格局的形成，位居世界前10位的跨國種業集團已全部進入我國種業市場，在我國投巨資建立種業研發中心，入股我國骨干種業企業，利用技術優勢和領先的產品快速滲透我國種業市場。目前，我國高端蔬菜種業50%以上和花卉種業90%以上的市場已由國外企業控制。在基本控制我國蔬菜、花卉市場之后，強勢跨國集團又快速進入我國玉米等大田作物種業市場，國內玉米品種無一能與之抗衡。我國對國外種子企業在華發展的限制性條款收效甚微。如果忽視對以水稻為首的大田作物種業市場核心競爭力的提升，我國民族種業將面臨全面失守，失去種業產業和糧食生產的主導權，我國糧食安全的種子源頭將變得岌岌可危。

我國種業整體水平較低，全國種子流通總市值不抵美國孟山都公司的年種子銷售額。我國生物科技的創新主體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難以承擔產業化經營任務；而我國種子企業數量過多，規模過小，產業集中度過低，創新能力很弱，絕大多數公司并無研發力量，難以從事轉基因技術研發。我國生物工程育種產業鏈各環節脫離，已有的科研成果轉化利用難。目前，“上游”科研院所和高校與“下游”企業之間以“短平快”的項目合作和成果轉讓為主，組織形式松散，保障機制缺乏，沒有形成“產學研”緊密結合、平臺共享的戰略共同體。近年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遲遲不能投入商業應用，也嚴重影響了我國種業的外延擴展和內涵發展，阻礙了育種產業的創新升級。

3. 社會輿論環境極不利于科技創新

由于長期以來對轉基因科普重視不夠，對輿論引導和監管不力，缺乏面對公眾的溝通對話機制和風險交流平臺，公眾對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認知程度偏低，轉基因輿論環境由負面輿論甚至是謠言主導，極少數人利用消費者對專業知識和真實情況缺乏了解，處心積慮地妖魔化轉基因技術，反復炒作已為國際科學界嚴格檢驗而多次否定的所謂“轉基因安全”事件，甚至惡意編造、散布聳人聽聞的謠言以制造虛幻的恐怖，欺騙公眾和社會輿論，并把轉基因政治化，甚至聲稱推廣種植轉基因作物將使我國“亡國滅種”！一些轉基因反對者對轉基因科學家進行人身攻擊，沖擊學術活動，多位從事轉基因研發的學術帶頭人在網絡上被戴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不良輿論環境已成為嚴重影響轉基因新品種研發和產業化發展的主要社會障礙，干擾了政府決策和轉基因科學研究，阻礙了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進程，嚴重挫傷了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如果不加分辨，任其發展，將會使生物育種錯失發展良機，延誤農業科技創新和產業化進程。

4. 自主創新能力仍需加強

未來十年全球轉基因技術領域的競爭將更加白熱化，競爭的重點是對基因權、品種權、高端技術專利的控制，目的是掌握國際生物工程種業主導權、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盡管在轉基因重大專項等科技計劃的支持下，我國的生物工程育種的自主創新能力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相比，我國轉基因研發仍然存在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差距，在挖掘有育種利用價值的新基因，提高轉基因效率、轉化規模，開發重大新產品，優化相應的生物安全評價和檢測技術，以及申請轉基因技術領域國際專利等方面，都還有待于進一步增強核心競爭力。

四、推進我國轉基因生物研究與產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1. 完善轉基因作物產業化管理機構

建議在國家層面成立轉基因生物研究與產業化工作領導小組，統籌協調全國轉基因生物研究與產業化工作。除擔負管理責任之外，領導小組應加強轉基因生物研發與產業化戰略和策略研究，根據我國農業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明確我國農業生物技術研究與產業發展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優先發展領域、產業化運行、管理體制和機制等重大問題。對現有管理機構要進一步明確各自的職責和分工，對現有管理和運行機制作必要調整和優化。

2. 以轉基因玉米產業化為新的突破口帶動我國生物工程種業發展

遵循經濟作物和非食用生物、間接食用生物、主糧的轉基因產業化的發展路徑，我國生物工程種業以轉基因抗蟲棉為突破口，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目前已經進入了關鍵的第二階段。根據我國轉基因生物的研發進程、產品成熟度、社會接受度和產業需求制定轉基因作物產業化日程，采取得力措施扎實推進，以此培育農業生物技術集成應用和規模化轉化的實施主體，發展能抗衡跨國種業公司的中國種子企業，力爭用8－10年時間把我國生物種業做到國際先進水平。

3. 營造有利于轉基因產品研發、生產、消費的輿論環境

要從提升全民科學素養、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的高度，大力加強轉基因科學傳播和科普宣傳。建議有關領導部門在繼續加強轉基因安全研究和監管工作的同時，及時發布有關信息，擴大與公眾的交流，構建轉基因溝通對話機制和風險交流平臺。要進一步支持學術機構并動員社會力量開展形式多樣的科普宣傳工作，傳播科學知識、還原事實真相。尤其要加強對黨政干部、科技人員、媒體記者的科普, 將轉基因相關生物科技納入各級干部（包括黨校）培訓的課程。依托轉基因研發單位建設一批科普教育基地。建議從轉基因重大專項中列出一定比例的經費用于科普。

加強輿論引導和監管，要爭取主動、形成合力。科技專家應有社會責任，引導公眾科學、理性認識轉基因技術。尤其應充分發揮主流媒體的作用，高度重視微博等新媒體的科學傳播，加大對轉基因科學知識和科技成果的正面宣傳, 致力于轉基因技術的客觀報道，擔當起服務科教興國、傳播科學知識的社會責任。同時，應嚴格轉基因標識制度，禁止標識“非轉基因”廣告商品上市暗示誤導消費者。

4. 強化依法管理意識和能力，積極推進我國轉基因研發和產業化

經過多年建設，我國已具備相當完善的生物安全管理法規體系。根據相關法規規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進行安全評價后，由農業部作為行政主管部門做出批復，并推進品種審批和生產經營。當前，在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產業化過程中，遵守法律，依法推進是各方最大的共識。在農業轉基因生物研發、安全評價和產業化審批的過程中，行政主管部門應以發展為第一要務，敢于擔當，嚴格按照相關法規，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充分行使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行政職能，不踢球、不推諉，做到權責一致、及時科學決策、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積極推進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發和產業化。

建議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共61人（見附表）
2013年8月1日
附名單：
姓名 專業
常文瑞 結構生物學
陳潤生 生物信息
陳曉亞 植物生理
陳旭 古生物學
陳宜瑜 魚類學，動物分類學
鄧子新 微生物學
方榮祥 植物病毒，生物技術
郭愛克 神經科學
韓啟德 心血管病理生理
賀林 分子生物學，醫學遺傳學
何祚庥 粒子物理，理論物理
侯凡凡 內科學（腎臟病學）
康樂 昆蟲學，生態學
匡廷云 植物生理生化，光合作用
李家洋 植物分子遺傳
林鴻宣 作物遺傳
林其誰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
盧永根 作物遺傳育種
強伯勤 分子生物學
沈巖 醫學分子遺傳學
石元春 土壤學
孫大業 細胞生物學
田波 病毒學
王恩多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
武維華 植物生理
謝華安 植物遺傳育種
許智宏 植物生理
楊煥明 基因組學
翟中和 細胞生物學
張啟發 植物遺傳，分子生物學
張亞平 進化生物學與保護遺傳學
張永蓮 分子生物學
趙國屏 分子微生物學
鄭光美 動物學
朱作言 細胞及發育生物學，遺傳工程
陳煥春 預防獸醫學
陳劍平 植物病理
程順和 作物遺傳育種
戴景瑞 作物遺傳育種
鄧秀新 果樹學
范云六 農業生物工程
傅廷棟 作物遺傳育種
官春云 作物遺傳育種
侯云德 醫學微生物學（病毒學）
李寧 動物遺傳育種與繁殖
李玉 微生物工程
劉旭 種質資源學
劉秀梵 預防獸醫學
秦伯益 藥理學
山侖 作物栽培與耕作
沈國舫 森林培育
吳孔明 農業昆蟲與有害生物防治
辛世文 植物生物工程
旭日干 動物遺傳育種與繁殖
顏龍安 作物遺傳育種
喻樹迅 作物遺傳育種
夏家輝 醫學遺傳學
夏咸柱 預防獸醫學
徐洵 海洋生物工程
鐘南山 內科學（呼吸系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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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基因農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