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晨曦拉開薄霧，一片片玉米田閃著金黃的光亮，村民們三五成群地在地里忙著掰棒和脫粒，遠處的小學校不時傳來孩子的嬉笑。九、十月份本來就是這塊耕作于世界三大玉米黃金帶上的農民們的節日，9月23日，處于黃金帶腹地的吉林長春雙陽區崔家村就更加熱鬧。
孩子的眼睛和農民的信心
村里小學的操場上,100多個身著白衣藍褲、手持綠色氣球的孩子們，正在參加“我家喜豐收”兒童攝影比賽的慶祝活動。《勤勞的奶奶》、《綠葉耀紅心》、《玉米娃娃》等孩子們自己拍攝的玉米題材的照片掛滿學校走廊的一面墻。孩子眼中的玉米世界可能比大人更為多彩，照片上那些撮玉米喂雞的老奶奶和啃玉米棒子的小男孩，笑的真誠而開心。
11時左右，作為活動資助方代表的杜邦中國集團公司先鋒種子事業部中國區總經理劉石向獲獎的孩子頒獎，勉勵他們好好學習，培養更廣闊的視野。衣服和手中氣球上印著“Pioneer先鋒”字樣的孩子們則向劉石表示感謝，并演出節目。
1926年成立于美國的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種業公司，目前占據著世界玉米種子市場20％以上的份額。2006年，先鋒公司在中國自主研發的雜交玉米種子先玉335和420進入中國春玉米主產區東三省。今年秋天，是先鋒公司的種子在崔家村的第三個收獲季。“資助當地小學，是先鋒公司創造共贏社區環境的一部分。”劉石對《商務周刊》說，“我們立足于市場的長期發展，這就需要我們將市場基礎和社會責任的工作做好、做細。”劉1993年到2001年服務于另一家跨國種子巨頭孟山都公司，此后在先鋒公司任職，至今已與中國農民打了15年交道。
先鋒公司的舉動也深深地打動了小學校長劉大勇。據他介紹，崔家村小學共有6個年級6個班，11名教師和114個孩子，是一所“薄弱”的鄉村小學，當城市里的同齡人在打籃球、學鋼琴時，崔家村的孩子只能玩泥巴、在野地里跑。他一直希望學生們能全面發展，為此尋求企業幫助，來擴充教育資源。先鋒公司在得知他們的困難后，主動提出幫助。
劉大勇向大家講話：“我要表揚參與這次活動的孩子們，獎項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們要學會發現、學會思考、學會珍惜、學會感恩，懂得孝敬辛苦的父母、懂得回報社會！”孩子們使勁鼓掌，也許他們并不太明白什么是感恩，但他們確實清楚自己的父母很辛苦。
在孩子們節日般熱鬧的同時，他們的父母正在田間計算先鋒公司先玉系列玉米的收成。今天的測產活動是由杜邦先鋒的經銷商組織的，村民被分成三組，每組測量出20平方米內的玉米棵數、棒數、粒重和玉米總重，然后測算每畝的數字。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緊張工作，三組最后的測產結果分別為：平均每畝產量2600斤、2553斤和2640斤（未折算標準水分含量的畝產量）。
目睹測產全過程，上百名種了半輩子地的村民興奮了，紛紛向先鋒公司的經銷商預訂明年的種子。村民武廣林搶到了第1號購種卡，高興得臉紅紅的，“我仔細算過了，盡管先鋒的先玉420比我去年的種子貴了一倍，但它是單粒播種，如果芽率真能達到95％，還是合算的，再則說去年先玉系列的玉米收購價確實比其他品種的貴，一畝能多收200元。”
村民張景武的大嗓門吸引了一大群人圍過來，張前兩年種的就是先玉系列，“實話和你們說，它說芽率95％，我發現是100％。有的那小不點種子都發芽，苗還壯。”張景武說:“我的話你們都記住，不出兩三年，它能把所有玉米種子全代替。”
人群又是一陣轟動。貧窮的農民渴望著現代種子工業帶給他們夢寐以求的增產和增收。
外資破局
有數據顯示，過去百年的農業進步，60％的因素是由種子技術產業化帶來的，因此種子行業的健康發展直接關系到農業的未來。然而自2006年以來，由于各種子企業盲目擴大制種面積，國內玉米種子行業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一般而言，國內一年玉米需種量為10億公斤左右，然而，2007年生產和庫存的玉米種子卻多達19億公斤。這自然致使各家公司銷售價格下降、利潤空間縮小。2007年和今年上半年，幾家主要種業上市公司主業均有較大萎縮，甚至出現虧損。
劉石的判斷是：“從發育程度來說，中國種子產業仍處于中低級階段。”中國目前有7000多家種子公司，其中僅玉米種子公司就有2000多家。中國最大的種子公司市場占有率為5％，前10名加在一起也不足20％。
“中國種業過度分散的現狀導致了科研力量和投資規模不夠，推廣和服務體系不完善。”敦煌種業先鋒良種公司總經理鄧聯武說，相比之下，玉米面積比中國還大的美國只有300多家玉米種子公司，“因此，進一步整合，進一步市場化，是中國種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敦煌先鋒成立于2006年12月，是先鋒良種國際公司和先鋒海外公司與甘肅省敦煌種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資成立，其中先鋒海外擁有49％的股份。敦煌先鋒位于甘肅酒泉，種子基地就在河西走廊上，這里是中國最主要的種子產區，國內幾大種子公司均在此地擁有制種基地。先鋒公司另一家合資公司山東登海先鋒種業公司的制種基地也在酒泉。登海先鋒成立于2002年，主要生產夏玉米雜交種。
2007年，敦煌先鋒銷售收入9625萬元，而登海先鋒的銷售更不同凡響，僅先玉335一個品種的銷售收入就達到1.34億元。從先玉系列種子70％以上的營業利潤率來看，先鋒公司與它的合資公司在過去一年的經營業績震驚了整個中國種業。這也使得眾多國內種子企業更加羨慕美國工業化農業的力量。
事實上，美國農業的發展是以集約化、專業化為特點的工業化過程，種子、化肥企業、糧食貿易加工商很早就成為農業產業的組織者，他們不僅控制了美國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而且還左右了農業政策和農業金融。每年美國政府的高額農業補貼也絕大部分落入這些公司手中。而中國幾千年延續來的小農經濟，與集約化、專業化分工完全相反，他們的勞作方式和思維形成了這塊土地上特有的階層和文化。一定程度上講，如今中國土地上的一切傳統文明都源于這種小農傳統。
但顯然，傳統農業也必須向工業化農業轉變了。
單從種子的角度來看，中國擺脫傳統農業模式向工業化的邁步，至少有30多年歷史了。“這可以從1970年代后期雜交種子大規模推廣開始算起。”敦煌先鋒總經理鄧聯武對《商務周刊》說，“工廠生產的雜交種子不可以留種，第二年農民還要向種子公司購買，這顯然改變了中國農民世世代代保留常規種子的習慣。”中國的雜交玉米之父李登海就是1972年開始研究緊湊型玉米雜交種的，他現在是山東登海種業股份公司董事長。而世界上的雜交技術，正起源于美國先鋒種子公司的創始人華萊士。
由于工廠化生產的雜交種子比傳統常規種子提高30％—40％的產量，二三十年前的中國透過強大的農技系統在國內迅速推廣了雜交種子，今天中國是世界上雜交推廣的領先國家，其中雜交水稻面積世界第一。“事實上，正是雜交技術的推廣才使得中國現在能夠很容易的養活13億人。”鄧聯武說，“東南亞許多農民現在仍在年年留種子，那里水稻的雜交化才30％，技術是太落后了，產量可想而知。”
大力推廣雜交技術的頭20多年里，種子的生產和銷售一直由國營的種子公司負責，直到2000年。當年12月《種子法》的實施被認為是中國種業發展的分水嶺，該法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科研單位、學校、科技人員研究開發和依法經營、推廣農作物新品種和林木良種，并允許單位和個人申請領取種子經營許可證。
與雜交種子工業化生產一樣，中國種業的產業化整合同樣也是從國外借鑒來的。1990年代是國外種業的一個發展分水嶺，這之前種子公司大都是獨立運作。由于世界主要化工企業紛紛研究轉基因技術，1997年，作為投資生物科技戰略的一部分，美國杜邦收購了先鋒良種國際公司的部分股份。當年，另一家以制藥起家的化學公司孟山都更加瘋狂，先后收購了W.R.格雷斯的子公司艾格瑞斯特生物技術公司和雅士哥公司，又以30倍高于市場價格的巨資收購了霍爾頓種子公司。
也正是在這一年，先鋒公司在北京設立了業務代表處，并于一年后在遼寧鐵嶺成立研發中心，開始進行春玉米和夏玉米的育種、雜交實驗，為在中國的商業化推廣開展研究。事實上先鋒的中國探路要再前溯到1983年，當年先鋒在北京農業大學院內建立了一個聯絡站，把美國的一些玉米品種在中國進行試驗和測試。整個試驗過程一做就10多年，直到1996年先鋒才找到適合中國自然條件的種子，這時才開始考慮育種和投資。
1999年杜邦全資擁有了先鋒良種國際公司，而孟山都也收購了印度最大的種子公司馬哈拉施特拉雜交種子有限公司的巨額股份，并建立起孟山都-馬哈拉施特拉雜交種子的合資公司。
這股種子公司全球整合浪潮與《種子法》打開的制種產業市場化大門同時涌入中國。2001年后，國內各類性質的種子公司紛紛出現，傳統半事業單位的基層種子公司被初步整合。在玉米種子方面，上市公司有登海種業（002041）、敦煌種業（600354）、豐樂種業（000713），而較大的民營公司則有河北三北種業、山西屯玉種業、北京奧瑞金和德農種業，其中德農種業是新疆德隆系掌舵人唐萬新一手創立的公司，德隆帝國崩盤后，與萬向集團和黑龍江上市公司華冠科技合作，后將業務并入華冠科技，并更名為萬向德農（600371）。
萬向德農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玉米種子生產銷售企業，2007年玉米種子銷售收入5.8億元。“國內種子業整合的概念應該說是從德農開始的。當年唐萬新較早看到這種趨勢，并付之行動。”鄧聯武介紹說，2002—2004年，德農曾大規模整合國內中小種子企業，但后來由于多種原因沒成功。
2002年，先鋒公司的第一批先鋒雜交玉米獲準在中國進行商業化。當年底，先鋒公司與山東登海種業合資成立山東登海先鋒種業公司，生產夏玉米種子，2004年正式上市銷售。
此時，這場由國內企業發動、由外資企業破局的中國種子產業市場化、規模化之路行至中盤。
公司與農戶的效率共識
貧窮的農民更加渴望增產增收，遠慮的政府一直都在擔心糧食安全，跨國農業巨頭也期待獲取新的商業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自然成為共識。事實上，各方的愿望也正在實現。
為提高中國農業的生產率，先鋒公司在種子質量下了很大功夫。“在中國開拓市場，關鍵是讓千家萬戶的農民得到實惠。只有中國農民賺了錢，我們才可能賺到錢。”劉石說，“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必須提供最高質量的種子。”
1998年后，先鋒在吉林鐵嶺和河南新鄉先后成立兩個研發中心，分別研發春玉米和夏玉米種子。這兩家研發機構每年要從美國進口上千份不同的自交系，然后研發人員將它們進行組合、測試，發現其中的規律和趨勢。由于玉米原產于美洲，所以美洲的玉米自交系資源遠比中國豐富。除去種質資源上的優勢外，先鋒在過去80多年中還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研究方法體系和數據資料。
在種子的生產過程中，先鋒公司也有嚴格的程序。首先是田間質量管理控制。在酒泉，先鋒公司擁有的1萬多畝制種基地嚴格執行300米空間隔離，并在種植前公司與當地農戶簽協議，然后公司將父本和母本交給農民，并由60多名技術員指導農民種植。為了保證親本的高純度，先鋒公司通常通過電泳圖譜來鑒定種子純度。其次是加工和實驗室質量控制。入烘干倉前全部人工手選雜穗，采用獨特的果穗烘干技術，確保較高的發芽率和發芽勢，使用零破損的進口搓式脫粒機，以減少機械損傷。最后一道工序是單粒包種衣劑，所有包裝袋均具有隨機的防偽碼，每袋一碼，這樣可以全程追蹤種子質量。
目前，先鋒公司良種業務在中國市場已經有19個雜交玉米品種上市，并致力于研發玉米、大豆和水稻的新的生物技術。
先鋒公司科學高效的生產和銷售體系，使得其產品在中國迅速發展。今年9月，登海先鋒在酒泉的生產加工基地三期工程完工，達產后年加工能力將達到1.6萬噸,加上敦煌先鋒每年2萬多噸的加工能力，2009年估計能占國內玉米種子市場的4％左右。
種子的高質高效，滿足了農民對糧食生產的效率需求。吉林扶余縣從清朝中葉就已是全國聞名的糧倉，素以“松嫩樂土、糧食故里”而著稱，近年來一直是“全國玉米五強縣”之一。該縣近兩年來種植的先鋒公司先玉系列種子規模較大，2008年先玉335的播種面積約40％。
“無論是先鋒公司的先玉335還是國產的鄭單958，都是雜交品種，事實上，現在大部分農民早就不記得自家留常規種子的事了。”扶余縣農業綜合執法大隊隊長魯鳳城對《商務周刊》說，“現在是市場經濟了，大家看的是產量和效益，未來的關鍵可能就是國外企業和國內企業搶奪市場份額的事。”
扶余縣肖家鄉王家村是玉米種植“先峰化”的典型村落。2006年王家村開始種植先玉335，種植面積約為230公頃，占全村可種植面積的一半多。到今年，全村玉米可耕種面積的99％種的都是先玉335。
據村里的種糧大戶杜占軍介紹，自2006年開始試種先玉335玉米，當年平均畝產量即達到1400斤。在看到明顯收益后，去年他在自家的4公頃土地全部種了先玉335。杜的勇氣很快獲得了回報。在去年因大旱全縣畝產大幅減產到533斤的情況下，他的莊稼平均畝產達到了驚人的1200斤。
由于先玉335屬于低水分含量的優質玉米品種，杜占軍只是簡單的自然晾曬，其收獲的玉米水分含量就達到了國家干糧收購入庫的標準（14％水分含量以下），共收獲干糧7.2萬斤。2007年，杜占軍賣玉米收入5.57萬元，每畝干糧收購價格當年為0.774元/斤。而按照當年扶余縣普遍玉米品種潮糧（水分含量25％左右）0.58元/斤的收購價格，杜占軍當年出售玉米干糧收入達到929元/畝，高出扶余縣當年平均畝收入200％。
魯鳳城向記者透露，目前先鋒的先玉335在扶余縣的市場占有率為40％。“農民種地是看頭一年，明年購什么種，他要看今年的收成。”他說，“這兩年種植先鋒的種子確實顯示了許多優越性，由此看來，2009年它的用種量還會增加。”
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共同追求，讓中國農村的耕種習慣發生著加速改變。外資農業巨頭的榜樣作用，無疑將引領中國農業如同工業一樣，逐步向資金、技術和管理領域挺進。這必然會給中國鄉村社會帶來遠比“多收三五斗”更為深遠的影響。
劉石：與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先鋒更看重在中國的長期發展，包括業務發展、公司人力資源的發展以及與當地社區的和諧共贏發展。當初我任職時，總部明確告訴我，5年內不需要我們在中國賺錢，而是希望能在中國打好市場基礎。
事實上，我們開展各種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市場長遠的發展。在酒泉那里的種子基地，有許多農民都靠天吃水，他們在池塘中攢雨水來喝，這是很不衛生的。先鋒公司就幫助他們打很深的機井，這就是創造社區環境的一部分。另外我們還為一些大學提供了獎學金，并資助了一些科研單位的項目。
當然從本質上講，公司做事是要回報的，只是我們尋求回報的方式不一樣。資助小學生、大學生，做一些社區活動，對短期財務沒有任何正面影響，銷售也沒有變化，從長期來看，影響能有多大，我們也很難預測，但我們有信念，要堅持做下去。我相信先鋒公司的行為可以帶動這個行業的其他企業也更多投身到企業社會責任和共贏社區這類事業。
《商務周刊》：先鋒公司是否會借鑒中國的雜交種子技術，你們與登海種業和敦煌種業的合作是否涉及技術轉讓內容？
劉石：應該說中國本土也有一些自己開發的較好的自交系組合，如黃早4系列等。如果雙方交流對彼此會更有利，但目前由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還有待提高，我們擔心產生糾紛，所以先鋒在中國的研發都是自主完成的。兩家合資公司主要是在生產和商業銷售上合作，不涉及技術轉讓。再說種子技術本身也不是特別高深的，先鋒公司與國內企業相比，主要的區別不在技術高低，而是在管理的方法和理念上。舉個簡單例子，生產奧拓的汽車廠，即使拿到了奧迪的關鍵技術，也不能馬上生產出合格的奧迪來。許多理念和體系的轉變不是有了資金和技術就可以解決的。經營模式的轉變比所謂的種子技術更重要。
《商務周刊》：孟山都和先鋒在種子生物技術上有許多領先甚至壟斷性的技術，當你們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政府對你們有沒有什么約束？
劉石：中國政府的心態是開放的，因為在一些農作物的種質資源上，中國不如國外豐富，那么中國的種業未來就要受限，所以，政府也希望外資企業能帶來這些資源。目前，中國的種業發展還是滯后的，對于整個農業發展有一定的制約。這時我覺得政府也應該多一些開放，少一些限制。如果國外公司與國內公司共同發展這個產業，會使這個產業規模化，專業化加快。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一些人會想到外資會不會控制中國農業這樣的問題。其實我們的看法是，中國地域非常廣大，氣候多樣，幾家公司就想控制也不太可能，它必然是多元化的產業格局。現在杜邦、孟山都、先正達，世界種業前三名都來到中國了，可現在沒有出現外資獨大的局面，反而是中國本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種子公司。盡管印度種業更分散，并導致了孟山都在當地發展很強勢，但離壟斷還有很大的距離。
因此，中國的種子產業應該更開放，現在中國是進口糧食開放了，但種子產業還不夠放開。從產業鏈上講，這是本末倒置的，我們應該試圖改變這種思維方式。其實，多年來，外資種業巨頭給中國的相關產業是帶來了很大利益的。
《商務周刊》：您曾說過，孟山都曾經幫助中國棉花業走出困境，當時情況是怎么樣的呢？
劉石：1997—1998年，中國出口連續下滑，棉花和服裝業低迷。當時正值孟山都在中國推廣抗蟲棉技術，并使這一技術（包括中國自有技術）在短短幾年內推廣到超過中國棉花總種植面積的50％，有效防止了中國的棉花種植業持續下滑，促進了下游服裝業的發展。這個社會效應是巨大的，該案例被列為哈佛商學院的新技術推廣成功案例。當年中國農民種的是毛籽，一畝用種5公斤，孟山都運用脫絨技術，把種子變成了光的，外加包衣，每畝的用種量驚人地降到1公斤。孟山都是賺到了一些錢，但與這些社會效益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同樣道理，先鋒公司也一樣，一些人只看到我們的種子貴，看到我們賺到一些錢，但沒有想一下，這個技術和模式把中國玉米種植水平提到一個新高度，這是多少錢也買不來的。
《商務周刊》：先鋒公司的玉米種子市場，會不會像當年孟山都的棉花一樣被國內公司擠占？
劉石：這個可能性不大，孟山都的轉基因棉退出中國有許多特殊情況。1995年，孟山都將抗蟲棉技術引進中國，1998年開始銷售。當時在中國成立兩家合資公司，在河北銷售的公司叫冀岱，在安徽的叫安岱公司。棉花的轉基因通常只能以常規種子為載體，也就是說不僅可以留種，而且其他育種單位可以輕易地得到并復制，或將基因轉移到當地的其他品種中。由于孟山都沒有及時申請專利，所以使得它的基因流失，得不到有效保護。
另一方面，當時國產抗蟲棉也發展起來了。孟山都在中國推出抗蟲棉之前，中國農科院的郭三堆研究員一直在搞抗蟲棉，他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連總理都到他的實驗室去看望過他。郭與他的學生就住在試驗室里，沒日沒夜干，終于在1999年，他們的種子也推到市場上了。
這兩個因素導致孟山都的市場大部分喪失，冀岱公司關閉，安岱公司的銷量降到只有100噸。因此我一直強調，中國種子市場這么大，誰都不可能獨大的。
我本人是在國內受的基礎教育，國內學生從小就學習政治經濟學，而不學市場經濟，許多問題習慣于從政治經濟來考慮問題，但市場經濟是講供需關系的。未來的棉花和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我要考慮怎么來滿足需求，這比研究誰是否壟斷和獨大更重要。我是美國公司的雇員，但我做的事是讓中國農民賺錢，我只是想把中國這塊市場做好。這是我們想問題的出發點。
《商務周刊》：可是事實上，我們也確實聽說過一些跨國公司的所謂市場行為，恰恰惡化了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存狀態？
劉石：首先，我們得承認跨國公司可以提高當地的技術、管理水平和產業層次，這是不可否認的。如果跨國公司不能促進這些落后地區的發展，他們在世界的產業格局中會越來越落后。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跨國公司賺了很多錢，但當地農民沒有得到相應益處，但據我的了解來看，即使這樣，他們也是比許多本土企業更負責的。一旦出現了這種問題，我覺得作為政府，不是不讓跨國公司進來，而是要研究怎么規范化的更好。
《商務周刊》：先鋒公司在中國是否直接或間接地游說政府？
劉石：談不上游說，僅是溝通而已。我們進入中國成立合資公司要通過商務部和農業部，合資公司成立后，還要有國家級和省級的產品批準程序，這些都要與各級政府打交道。如果公司全球總裁來到中國，我們當然希望他拜會一下國家領導人和農業部官員，表達我們公司參與中國農業發展的愿望。另外，我們公司會有專門負責技術方面的人員與農業部保持溝通，做一些不定期的技術交流。我也聽過中美商會等組織會有一些活動和向中國政府建議的白皮書，但我本人在過去的四年確實沒有參加過。
孩子的眼睛和農民的信心
村里小學的操場上,100多個身著白衣藍褲、手持綠色氣球的孩子們，正在參加“我家喜豐收”兒童攝影比賽的慶祝活動。《勤勞的奶奶》、《綠葉耀紅心》、《玉米娃娃》等孩子們自己拍攝的玉米題材的照片掛滿學校走廊的一面墻。孩子眼中的玉米世界可能比大人更為多彩，照片上那些撮玉米喂雞的老奶奶和啃玉米棒子的小男孩，笑的真誠而開心。
11時左右，作為活動資助方代表的杜邦中國集團公司先鋒種子事業部中國區總經理劉石向獲獎的孩子頒獎，勉勵他們好好學習，培養更廣闊的視野。衣服和手中氣球上印著“Pioneer先鋒”字樣的孩子們則向劉石表示感謝，并演出節目。
1926年成立于美國的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種業公司，目前占據著世界玉米種子市場20％以上的份額。2006年，先鋒公司在中國自主研發的雜交玉米種子先玉335和420進入中國春玉米主產區東三省。今年秋天，是先鋒公司的種子在崔家村的第三個收獲季。“資助當地小學，是先鋒公司創造共贏社區環境的一部分。”劉石對《商務周刊》說，“我們立足于市場的長期發展，這就需要我們將市場基礎和社會責任的工作做好、做細。”劉1993年到2001年服務于另一家跨國種子巨頭孟山都公司，此后在先鋒公司任職，至今已與中國農民打了15年交道。
先鋒公司的舉動也深深地打動了小學校長劉大勇。據他介紹，崔家村小學共有6個年級6個班，11名教師和114個孩子，是一所“薄弱”的鄉村小學，當城市里的同齡人在打籃球、學鋼琴時，崔家村的孩子只能玩泥巴、在野地里跑。他一直希望學生們能全面發展，為此尋求企業幫助，來擴充教育資源。先鋒公司在得知他們的困難后，主動提出幫助。
劉大勇向大家講話：“我要表揚參與這次活動的孩子們，獎項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們要學會發現、學會思考、學會珍惜、學會感恩，懂得孝敬辛苦的父母、懂得回報社會！”孩子們使勁鼓掌，也許他們并不太明白什么是感恩，但他們確實清楚自己的父母很辛苦。
在孩子們節日般熱鬧的同時，他們的父母正在田間計算先鋒公司先玉系列玉米的收成。今天的測產活動是由杜邦先鋒的經銷商組織的，村民被分成三組，每組測量出20平方米內的玉米棵數、棒數、粒重和玉米總重，然后測算每畝的數字。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緊張工作，三組最后的測產結果分別為：平均每畝產量2600斤、2553斤和2640斤（未折算標準水分含量的畝產量）。
目睹測產全過程，上百名種了半輩子地的村民興奮了，紛紛向先鋒公司的經銷商預訂明年的種子。村民武廣林搶到了第1號購種卡，高興得臉紅紅的，“我仔細算過了，盡管先鋒的先玉420比我去年的種子貴了一倍，但它是單粒播種，如果芽率真能達到95％，還是合算的，再則說去年先玉系列的玉米收購價確實比其他品種的貴，一畝能多收200元。”
村民張景武的大嗓門吸引了一大群人圍過來，張前兩年種的就是先玉系列，“實話和你們說，它說芽率95％，我發現是100％。有的那小不點種子都發芽，苗還壯。”張景武說:“我的話你們都記住，不出兩三年，它能把所有玉米種子全代替。”
人群又是一陣轟動。貧窮的農民渴望著現代種子工業帶給他們夢寐以求的增產和增收。
外資破局
有數據顯示，過去百年的農業進步，60％的因素是由種子技術產業化帶來的，因此種子行業的健康發展直接關系到農業的未來。然而自2006年以來，由于各種子企業盲目擴大制種面積，國內玉米種子行業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一般而言，國內一年玉米需種量為10億公斤左右，然而，2007年生產和庫存的玉米種子卻多達19億公斤。這自然致使各家公司銷售價格下降、利潤空間縮小。2007年和今年上半年，幾家主要種業上市公司主業均有較大萎縮，甚至出現虧損。
劉石的判斷是：“從發育程度來說，中國種子產業仍處于中低級階段。”中國目前有7000多家種子公司，其中僅玉米種子公司就有2000多家。中國最大的種子公司市場占有率為5％，前10名加在一起也不足20％。
“中國種業過度分散的現狀導致了科研力量和投資規模不夠，推廣和服務體系不完善。”敦煌種業先鋒良種公司總經理鄧聯武說，相比之下，玉米面積比中國還大的美國只有300多家玉米種子公司，“因此，進一步整合，進一步市場化，是中國種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敦煌先鋒成立于2006年12月，是先鋒良種國際公司和先鋒海外公司與甘肅省敦煌種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資成立，其中先鋒海外擁有49％的股份。敦煌先鋒位于甘肅酒泉，種子基地就在河西走廊上，這里是中國最主要的種子產區，國內幾大種子公司均在此地擁有制種基地。先鋒公司另一家合資公司山東登海先鋒種業公司的制種基地也在酒泉。登海先鋒成立于2002年，主要生產夏玉米雜交種。
2007年，敦煌先鋒銷售收入9625萬元，而登海先鋒的銷售更不同凡響，僅先玉335一個品種的銷售收入就達到1.34億元。從先玉系列種子70％以上的營業利潤率來看，先鋒公司與它的合資公司在過去一年的經營業績震驚了整個中國種業。這也使得眾多國內種子企業更加羨慕美國工業化農業的力量。
事實上，美國農業的發展是以集約化、專業化為特點的工業化過程，種子、化肥企業、糧食貿易加工商很早就成為農業產業的組織者，他們不僅控制了美國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而且還左右了農業政策和農業金融。每年美國政府的高額農業補貼也絕大部分落入這些公司手中。而中國幾千年延續來的小農經濟，與集約化、專業化分工完全相反，他們的勞作方式和思維形成了這塊土地上特有的階層和文化。一定程度上講，如今中國土地上的一切傳統文明都源于這種小農傳統。
但顯然，傳統農業也必須向工業化農業轉變了。
單從種子的角度來看，中國擺脫傳統農業模式向工業化的邁步，至少有30多年歷史了。“這可以從1970年代后期雜交種子大規模推廣開始算起。”敦煌先鋒總經理鄧聯武對《商務周刊》說，“工廠生產的雜交種子不可以留種，第二年農民還要向種子公司購買，這顯然改變了中國農民世世代代保留常規種子的習慣。”中國的雜交玉米之父李登海就是1972年開始研究緊湊型玉米雜交種的，他現在是山東登海種業股份公司董事長。而世界上的雜交技術，正起源于美國先鋒種子公司的創始人華萊士。
由于工廠化生產的雜交種子比傳統常規種子提高30％—40％的產量，二三十年前的中國透過強大的農技系統在國內迅速推廣了雜交種子，今天中國是世界上雜交推廣的領先國家，其中雜交水稻面積世界第一。“事實上，正是雜交技術的推廣才使得中國現在能夠很容易的養活13億人。”鄧聯武說，“東南亞許多農民現在仍在年年留種子，那里水稻的雜交化才30％，技術是太落后了，產量可想而知。”
大力推廣雜交技術的頭20多年里，種子的生產和銷售一直由國營的種子公司負責，直到2000年。當年12月《種子法》的實施被認為是中國種業發展的分水嶺，該法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科研單位、學校、科技人員研究開發和依法經營、推廣農作物新品種和林木良種，并允許單位和個人申請領取種子經營許可證。
與雜交種子工業化生產一樣，中國種業的產業化整合同樣也是從國外借鑒來的。1990年代是國外種業的一個發展分水嶺，這之前種子公司大都是獨立運作。由于世界主要化工企業紛紛研究轉基因技術，1997年，作為投資生物科技戰略的一部分，美國杜邦收購了先鋒良種國際公司的部分股份。當年，另一家以制藥起家的化學公司孟山都更加瘋狂，先后收購了W.R.格雷斯的子公司艾格瑞斯特生物技術公司和雅士哥公司，又以30倍高于市場價格的巨資收購了霍爾頓種子公司。
也正是在這一年，先鋒公司在北京設立了業務代表處，并于一年后在遼寧鐵嶺成立研發中心，開始進行春玉米和夏玉米的育種、雜交實驗，為在中國的商業化推廣開展研究。事實上先鋒的中國探路要再前溯到1983年，當年先鋒在北京農業大學院內建立了一個聯絡站，把美國的一些玉米品種在中國進行試驗和測試。整個試驗過程一做就10多年，直到1996年先鋒才找到適合中國自然條件的種子，這時才開始考慮育種和投資。
1999年杜邦全資擁有了先鋒良種國際公司，而孟山都也收購了印度最大的種子公司馬哈拉施特拉雜交種子有限公司的巨額股份，并建立起孟山都-馬哈拉施特拉雜交種子的合資公司。
這股種子公司全球整合浪潮與《種子法》打開的制種產業市場化大門同時涌入中國。2001年后，國內各類性質的種子公司紛紛出現，傳統半事業單位的基層種子公司被初步整合。在玉米種子方面，上市公司有登海種業（002041）、敦煌種業（600354）、豐樂種業（000713），而較大的民營公司則有河北三北種業、山西屯玉種業、北京奧瑞金和德農種業，其中德農種業是新疆德隆系掌舵人唐萬新一手創立的公司，德隆帝國崩盤后，與萬向集團和黑龍江上市公司華冠科技合作，后將業務并入華冠科技，并更名為萬向德農（600371）。
萬向德農是目前國內最大的玉米種子生產銷售企業，2007年玉米種子銷售收入5.8億元。“國內種子業整合的概念應該說是從德農開始的。當年唐萬新較早看到這種趨勢，并付之行動。”鄧聯武介紹說，2002—2004年，德農曾大規模整合國內中小種子企業，但后來由于多種原因沒成功。
2002年，先鋒公司的第一批先鋒雜交玉米獲準在中國進行商業化。當年底，先鋒公司與山東登海種業合資成立山東登海先鋒種業公司，生產夏玉米種子，2004年正式上市銷售。
此時，這場由國內企業發動、由外資企業破局的中國種子產業市場化、規模化之路行至中盤。
公司與農戶的效率共識
貧窮的農民更加渴望增產增收，遠慮的政府一直都在擔心糧食安全，跨國農業巨頭也期待獲取新的商業利潤。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農業生產效率自然成為共識。事實上，各方的愿望也正在實現。
為提高中國農業的生產率，先鋒公司在種子質量下了很大功夫。“在中國開拓市場，關鍵是讓千家萬戶的農民得到實惠。只有中國農民賺了錢，我們才可能賺到錢。”劉石說，“這一切都要求我們必須提供最高質量的種子。”
1998年后，先鋒在吉林鐵嶺和河南新鄉先后成立兩個研發中心，分別研發春玉米和夏玉米種子。這兩家研發機構每年要從美國進口上千份不同的自交系，然后研發人員將它們進行組合、測試，發現其中的規律和趨勢。由于玉米原產于美洲，所以美洲的玉米自交系資源遠比中國豐富。除去種質資源上的優勢外，先鋒在過去80多年中還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研究方法體系和數據資料。
在種子的生產過程中，先鋒公司也有嚴格的程序。首先是田間質量管理控制。在酒泉，先鋒公司擁有的1萬多畝制種基地嚴格執行300米空間隔離，并在種植前公司與當地農戶簽協議，然后公司將父本和母本交給農民，并由60多名技術員指導農民種植。為了保證親本的高純度，先鋒公司通常通過電泳圖譜來鑒定種子純度。其次是加工和實驗室質量控制。入烘干倉前全部人工手選雜穗，采用獨特的果穗烘干技術，確保較高的發芽率和發芽勢，使用零破損的進口搓式脫粒機，以減少機械損傷。最后一道工序是單粒包種衣劑，所有包裝袋均具有隨機的防偽碼，每袋一碼，這樣可以全程追蹤種子質量。
目前，先鋒公司良種業務在中國市場已經有19個雜交玉米品種上市，并致力于研發玉米、大豆和水稻的新的生物技術。
先鋒公司科學高效的生產和銷售體系，使得其產品在中國迅速發展。今年9月，登海先鋒在酒泉的生產加工基地三期工程完工，達產后年加工能力將達到1.6萬噸,加上敦煌先鋒每年2萬多噸的加工能力，2009年估計能占國內玉米種子市場的4％左右。
種子的高質高效，滿足了農民對糧食生產的效率需求。吉林扶余縣從清朝中葉就已是全國聞名的糧倉，素以“松嫩樂土、糧食故里”而著稱，近年來一直是“全國玉米五強縣”之一。該縣近兩年來種植的先鋒公司先玉系列種子規模較大，2008年先玉335的播種面積約40％。
“無論是先鋒公司的先玉335還是國產的鄭單958，都是雜交品種，事實上，現在大部分農民早就不記得自家留常規種子的事了。”扶余縣農業綜合執法大隊隊長魯鳳城對《商務周刊》說，“現在是市場經濟了，大家看的是產量和效益，未來的關鍵可能就是國外企業和國內企業搶奪市場份額的事。”
扶余縣肖家鄉王家村是玉米種植“先峰化”的典型村落。2006年王家村開始種植先玉335，種植面積約為230公頃，占全村可種植面積的一半多。到今年，全村玉米可耕種面積的99％種的都是先玉335。
據村里的種糧大戶杜占軍介紹，自2006年開始試種先玉335玉米，當年平均畝產量即達到1400斤。在看到明顯收益后，去年他在自家的4公頃土地全部種了先玉335。杜的勇氣很快獲得了回報。在去年因大旱全縣畝產大幅減產到533斤的情況下，他的莊稼平均畝產達到了驚人的1200斤。
由于先玉335屬于低水分含量的優質玉米品種，杜占軍只是簡單的自然晾曬，其收獲的玉米水分含量就達到了國家干糧收購入庫的標準（14％水分含量以下），共收獲干糧7.2萬斤。2007年，杜占軍賣玉米收入5.57萬元，每畝干糧收購價格當年為0.774元/斤。而按照當年扶余縣普遍玉米品種潮糧（水分含量25％左右）0.58元/斤的收購價格，杜占軍當年出售玉米干糧收入達到929元/畝，高出扶余縣當年平均畝收入200％。
魯鳳城向記者透露，目前先鋒的先玉335在扶余縣的市場占有率為40％。“農民種地是看頭一年，明年購什么種，他要看今年的收成。”他說，“這兩年種植先鋒的種子確實顯示了許多優越性，由此看來，2009年它的用種量還會增加。”
對農業生產效率的共同追求，讓中國農村的耕種習慣發生著加速改變。外資農業巨頭的榜樣作用，無疑將引領中國農業如同工業一樣，逐步向資金、技術和管理領域挺進。這必然會給中國鄉村社會帶來遠比“多收三五斗”更為深遠的影響。
劉石：與在世界其他地區一樣，先鋒更看重在中國的長期發展，包括業務發展、公司人力資源的發展以及與當地社區的和諧共贏發展。當初我任職時，總部明確告訴我，5年內不需要我們在中國賺錢，而是希望能在中國打好市場基礎。
事實上，我們開展各種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市場長遠的發展。在酒泉那里的種子基地，有許多農民都靠天吃水，他們在池塘中攢雨水來喝，這是很不衛生的。先鋒公司就幫助他們打很深的機井，這就是創造社區環境的一部分。另外我們還為一些大學提供了獎學金，并資助了一些科研單位的項目。
當然從本質上講，公司做事是要回報的，只是我們尋求回報的方式不一樣。資助小學生、大學生，做一些社區活動，對短期財務沒有任何正面影響，銷售也沒有變化，從長期來看，影響能有多大，我們也很難預測，但我們有信念，要堅持做下去。我相信先鋒公司的行為可以帶動這個行業的其他企業也更多投身到企業社會責任和共贏社區這類事業。
《商務周刊》：先鋒公司是否會借鑒中國的雜交種子技術，你們與登海種業和敦煌種業的合作是否涉及技術轉讓內容？
劉石：應該說中國本土也有一些自己開發的較好的自交系組合，如黃早4系列等。如果雙方交流對彼此會更有利，但目前由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還有待提高，我們擔心產生糾紛，所以先鋒在中國的研發都是自主完成的。兩家合資公司主要是在生產和商業銷售上合作，不涉及技術轉讓。再說種子技術本身也不是特別高深的，先鋒公司與國內企業相比，主要的區別不在技術高低，而是在管理的方法和理念上。舉個簡單例子，生產奧拓的汽車廠，即使拿到了奧迪的關鍵技術，也不能馬上生產出合格的奧迪來。許多理念和體系的轉變不是有了資金和技術就可以解決的。經營模式的轉變比所謂的種子技術更重要。
《商務周刊》：孟山都和先鋒在種子生物技術上有許多領先甚至壟斷性的技術，當你們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政府對你們有沒有什么約束？
劉石：中國政府的心態是開放的，因為在一些農作物的種質資源上，中國不如國外豐富，那么中國的種業未來就要受限，所以，政府也希望外資企業能帶來這些資源。目前，中國的種業發展還是滯后的，對于整個農業發展有一定的制約。這時我覺得政府也應該多一些開放，少一些限制。如果國外公司與國內公司共同發展這個產業，會使這個產業規模化，專業化加快。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一些人會想到外資會不會控制中國農業這樣的問題。其實我們的看法是，中國地域非常廣大，氣候多樣，幾家公司就想控制也不太可能，它必然是多元化的產業格局。現在杜邦、孟山都、先正達，世界種業前三名都來到中國了，可現在沒有出現外資獨大的局面，反而是中國本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種子公司。盡管印度種業更分散，并導致了孟山都在當地發展很強勢，但離壟斷還有很大的距離。
因此，中國的種子產業應該更開放，現在中國是進口糧食開放了，但種子產業還不夠放開。從產業鏈上講，這是本末倒置的，我們應該試圖改變這種思維方式。其實，多年來，外資種業巨頭給中國的相關產業是帶來了很大利益的。
《商務周刊》：您曾說過，孟山都曾經幫助中國棉花業走出困境，當時情況是怎么樣的呢？
劉石：1997—1998年，中國出口連續下滑，棉花和服裝業低迷。當時正值孟山都在中國推廣抗蟲棉技術，并使這一技術（包括中國自有技術）在短短幾年內推廣到超過中國棉花總種植面積的50％，有效防止了中國的棉花種植業持續下滑，促進了下游服裝業的發展。這個社會效應是巨大的，該案例被列為哈佛商學院的新技術推廣成功案例。當年中國農民種的是毛籽，一畝用種5公斤，孟山都運用脫絨技術，把種子變成了光的，外加包衣，每畝的用種量驚人地降到1公斤。孟山都是賺到了一些錢，但與這些社會效益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同樣道理，先鋒公司也一樣，一些人只看到我們的種子貴，看到我們賺到一些錢，但沒有想一下，這個技術和模式把中國玉米種植水平提到一個新高度，這是多少錢也買不來的。
《商務周刊》：先鋒公司的玉米種子市場，會不會像當年孟山都的棉花一樣被國內公司擠占？
劉石：這個可能性不大，孟山都的轉基因棉退出中國有許多特殊情況。1995年，孟山都將抗蟲棉技術引進中國，1998年開始銷售。當時在中國成立兩家合資公司，在河北銷售的公司叫冀岱，在安徽的叫安岱公司。棉花的轉基因通常只能以常規種子為載體，也就是說不僅可以留種，而且其他育種單位可以輕易地得到并復制，或將基因轉移到當地的其他品種中。由于孟山都沒有及時申請專利，所以使得它的基因流失，得不到有效保護。
另一方面，當時國產抗蟲棉也發展起來了。孟山都在中國推出抗蟲棉之前，中國農科院的郭三堆研究員一直在搞抗蟲棉，他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連總理都到他的實驗室去看望過他。郭與他的學生就住在試驗室里，沒日沒夜干，終于在1999年，他們的種子也推到市場上了。
這兩個因素導致孟山都的市場大部分喪失，冀岱公司關閉，安岱公司的銷量降到只有100噸。因此我一直強調，中國種子市場這么大，誰都不可能獨大的。
我本人是在國內受的基礎教育，國內學生從小就學習政治經濟學，而不學市場經濟，許多問題習慣于從政治經濟來考慮問題，但市場經濟是講供需關系的。未來的棉花和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我要考慮怎么來滿足需求，這比研究誰是否壟斷和獨大更重要。我是美國公司的雇員，但我做的事是讓中國農民賺錢，我只是想把中國這塊市場做好。這是我們想問題的出發點。
《商務周刊》：可是事實上，我們也確實聽說過一些跨國公司的所謂市場行為，恰恰惡化了發展中國家民眾的生存狀態？
劉石：首先，我們得承認跨國公司可以提高當地的技術、管理水平和產業層次，這是不可否認的。如果跨國公司不能促進這些落后地區的發展，他們在世界的產業格局中會越來越落后。在發展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跨國公司賺了很多錢，但當地農民沒有得到相應益處，但據我的了解來看，即使這樣，他們也是比許多本土企業更負責的。一旦出現了這種問題，我覺得作為政府，不是不讓跨國公司進來，而是要研究怎么規范化的更好。
《商務周刊》：先鋒公司在中國是否直接或間接地游說政府？
劉石：談不上游說，僅是溝通而已。我們進入中國成立合資公司要通過商務部和農業部，合資公司成立后，還要有國家級和省級的產品批準程序，這些都要與各級政府打交道。如果公司全球總裁來到中國，我們當然希望他拜會一下國家領導人和農業部官員，表達我們公司參與中國農業發展的愿望。另外，我們公司會有專門負責技術方面的人員與農業部保持溝通，做一些不定期的技術交流。我也聽過中美商會等組織會有一些活動和向中國政府建議的白皮書，但我本人在過去的四年確實沒有參加過。
